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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另一种“美国优先”?

发布日期:2019-09-17 15:22   来源:未知   阅读:

  每年奥斯卡,反“政治正确”的高速路照旧被国产评论塞得水泄不通,好像要通向“被篡了权的自由彼岸和正遭入侵的基督教文明”的真相,除此路外并他条。言必抨击“政治正确”已成了国人的“新政治正确”。然而这群被大家不厌其烦的讥讽的文化精英(其实来自几十个国家),作为反特朗普的骨干,是否又是在制造着另一种“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呢?

  刚刚,颁完奖的奥斯卡又为中国影迷列出了一份新一年的观影清单。由于外国艺术片在中国发行普遍滞后,对于美国影业有着年终奖性质的奥斯卡,给中国观众提供的更像是一份前瞻性的愿望清单。很大程度上,作为负责年终总结的电影奖(Award),奥斯卡对中国观众也起到了电影节(Festival)发掘新作的作用。尤其对于发行渠道稀少、观影文化薄弱的纪录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借着小金人的金光闪闪,在纪录片评价体系的空寂夜空中,为我们竖起了少数夺目的风向标。

  但奥斯卡只囊括5部纪录片的提名名单,对于在纪录片中也渴望收获电影性和作者性的观众来说,是否是一份理想的菜单?让我们姑且先用一种粗暴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今年纪录片奖提名的是《徒手攀岩》、《滑板少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黑尔郡的日与夜》、《的孩子》。其中美国制片、出自美国作者又讲述美国故事的“地道美国电影”四部。《的孩子》是唯一例外——第一制片国德国,由在居于柏林的叙利亚导演Talal Derki在叙利亚拍摄。

  2018年的名单中,《国宝银行》、《伊卡洛斯》和《强岛》是三部美国语境的影片。另两部是丹麦的《阿勒颇最后一人》(由生活在哥本哈根的叙利亚导演执导,在网上遭遇俄罗斯水军一星运动,豆瓣也呈现5.9分的异常分数)和法国的《脸庞,村庄》。

  2017年,除金熊得主《海上火焰》,其他四部都产自美国。2016年,五部中三部美国,一部英国,一部丹麦的《沉默之像》。2015年,三部美国,一部英国,另一部是《地球之盐》。

  而近五年得奖的《徒手攀岩》、《伊卡洛斯》、《辛普森》、《艾米》、《第四公民》,几乎分享着一系列共同的标签——英语电影、美国制片、美式叙事、美国故事、美国议题。当然《艾米》第一制片国为英国,美国为联合制片国。但英国纪录片产业,其制片资源、美学传统素来与美国渊源不解,在此不展开论述。

  再把年份往前推10年,会发现过去15年里,纪录片奖总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一两部不说英语的欧洲纪录片陪跑三四部说英语的美国纪录片,最终由一部美国资金主导、美国导演执导、根植美国语境、围绕美国议题的纪录片折桂(06年的《帝企鹅日记》是个例外)。

  话说回来,天下彩504504王中王,粗暴的将电影用国界的标签分类统计,在今天这个一部影片动辄五个国籍的时代,是否还有意义?

  以语言和国别为标尺丈量奥斯卡,不是要求它来搞国别的平均主义。对于纪录片,英语与非英语间隔着的不是英帝国的殖民边界,美国与非美国间的界限也不是特朗普迟迟修不起来的墙。这些语言和地缘概念所分开的,是不同的艺术选择、电影观念和文化视野。比较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奖的迥异风格,也会得出相似结论。东道主总是笑到最后的奥斯卡,乍看遗漏的是一些身份政治的标签。但真正忽视的,却是纪录片宽广的可能性。

  如果把一个靠贴标签认识世界的键盘侠摁在沙发上,逼看500部当代各国纪录片,新版跑狗图每期更新,他会怎么看美国纪录片?轻快的音乐?高频的说话?对名人传记的钟爱?对视听形式不统一的宽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跌宕叙事?充满比纪实镜头拍得精致得多的“说话的脑袋”(Talking head,即人物对着镜头的采访)?对第三世界题材的强政治期待?或是直扑某一议案的改变社会的决心?

  诚然,在经济籍贯为美国的纪录片中,你可以找到雷吉奥通篇空镜的《失衡生活》,梅索斯兄弟一丝不苟的纪实白描或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一镜到底的大胆之作。但就能登上奥斯卡的美国纪录片而言,其中确已存在某种“传统”。就像我们会用“奥斯卡像”来描述一类有别于传统戛纳或威尼斯(后者正被奥斯卡像们占领)气质的“艺术电影”一样。

  比起一部荷兰、奥地利或意大利纪录片,你更有可能在这些“东道主”处看到精致的图表、带毛边的新闻素材或布光雕琢的采访。并且它们在叙事上作用非凡。而那些欧洲纪录片所力求电影性的纪实段落,在不少美国纪录片中会被派给一位电视摄像用数字感十足的宽景深镜头记录下。

  在叙事上,经典三幕式也在这些纪录片中无处不显灵。声画和空间在起承转合的洪流中被冲淡到第二位,服从于征服全世界的好莱坞通俗叙事传统。

  你也会看到同是聚焦社会议题,与其保持审慎和中立,更多美国纪录片自愿投身社会运动的大潮中。在这些影片片尾,某项众筹或请愿的脸书主页或捐款网址是如此常见。

  但纪录片作为电影艺术问世时的第一肉身,至今已开拓出如此多样态。就连拿“直接电影”、“真实电影”两个旧概念去框,都像是在多极的21世纪再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划分全世界。纪录片可以是客观观察的,也可以是主观介入的,更可以是关于主观本身;可以是刻画人物的,也可以是人物景观化的,更可以是通篇空镜的;可以是强叙事的,也可以是生活流,更可以是论文书写式的;可以是隐藏作者的,也可以是主动暴露的,更可以是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可以是以现实为纲的,也可以是虚实转换的,更可以是以虚构为前提的。较之大都以假定性为准则的剧情片,纪录片往往可以借着不受限的观念出走到更广阔的天地。

  但当聆听着Netflix真实犯罪片掀起的阵阵声浪,眼见史蒂夫·詹姆斯的电影形态从《篮球梦》滑落向《国宝银行》,我们不得不承认纪录片形态多样性的天窗,正被某种统治力愈强的纪录片观缓缓关上。

  奥斯卡拥抱话题性纪录片是不争事实。除每年全球最重大的议题如难民危机、极端主义能进入奥斯卡视野外,奥斯卡的关注点几乎牢牢围绕美国本土议题,如医改、次贷危机、移民融入等。如果你要想知道奥斯卡感兴趣什么题材,可以直接去问跟踪报道美国大选的记者。

  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 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2016)

  有不少例子可以颠覆我们对第一世界的美国人民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印象。半数以上美国人没有护照,因为一辈子不会出国。多个美国权威机构的世界影史百大评选,会因外国片只有个位数入围而被误会是美国影史百大评选。而圣丹斯除外的众多美国电影节,国产与外国片的选片比也呈这般态势。在美国非英语电影发行如履薄冰——即便听着吴京字正腔圆的红旗高歌,我国观众也要伴着字幕,但美国观众就是懒得读字幕。

  依然手握世界文化霸权的美国,其文化视野的孤立和本位就像特朗普的当选一样令人诧异。但这种现象往往会出现在自身文化体量巨大、能自给自足的国家。除了“美国优先”,还有“印度优先”、“日本优先”和“我们的优先”。

  首先,奥斯卡进入最终5个提名前,都会有一个15个名额左右的初选名单(short list)。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菜品。

  首先要提扮演着欧洲奥斯卡的欧洲电影奖。其下设的最佳纪录片奖囊括了欧洲每年的优秀纪录片。如2018年被提名的《的孩子》(也提名奥斯卡)、《远方的狗吠声》、《被困的女人》,2017年的《好邮差》、《天堂里的异乡人》、《信望爱之家》等。可以提供奥斯卡外的另一种思路。

  三大电影节中,威尼斯每届主竞赛单元都会有纪录片入选。巨鳄戛纳则对纪录片不太包容的。除少数特别放映和导演双周每年的两三部外,剩下放映的大都是电影大师传记,像是某种大师膜拜的周边公仔。

  政治性著称的柏林,和善于触碰社会现实的纪录片颇有缘分,并专门设有最佳纪录片奖。除了《海上火焰》和《不要碰我》拿下过金熊外,每年全景单元和论坛单元都会有不少纪录片入选。前者更好兼具电影性和议题性的作品,后者敢于触碰电影定义的边界。

  电影节第四把交椅的洛迦诺,作为先锋性的代表,也常吸纳处于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交界的作品,如《蜻蜓之眼》和《利维坦》。

  美国第一电影节圣丹斯,是不少日后进入奥斯卡的纪录片的世界首映之所。单元结构上剧情片与纪录片几乎平起平坐,又专设有美国纪录片竞赛外的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让其他地区更多样貌的纪录片得到机会。遗憾的是其他大部分美国电影节,如翠贝卡和西南偏南,都像奥斯卡一样由美国电影、英语内容主导。

  首先绕不开的就是世界最大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有趣的是国内习惯称它为“纪录片界的奥斯卡”,算是对其江湖地位的肯定,也算一种善意的误会。奥斯卡作为电影奖,与作为电影节的Idfa机制大相径庭。说Idfa是“纪录片界的戛纳”似乎更妥。当然这种流行的比喻也反证了奥斯卡的话语霸权。

  发展30余年的Idfa,是全世界纪录片评价体系的一面大旗。其每年的长片竞赛单元(Feature-length Competition,相当于Idfa的主竞赛)最值得关注。而由于依赖题材,纪录片作者中一鸣惊人或一片吃一辈子的现象普遍。所以Idfa为处女作所设的新人竞赛单元(First Appearance)比起长片竞赛单元毫不逊色。一批中国纪录片借这两个单元的奖项声名大噪,如《归途列车》、《摇摇晃晃的人间》和《Plastic China》。

  虽然在欧洲,纪录片可以被定义为电影是种共识。但Idfa所代表的以公共电视台、公共电影基金、纪录片电影节为核心的行业体系,与典型的艺术电影体系间,依旧存在资源和理念的错位。那种柏林论坛或洛迦诺风味的大胆影片,确实很难出现在Idfa的选片中。Idfa的银幕总给人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印象。

  纪录片电影节也存在着“三大”的概念,即阿姆斯特丹之外多伦多的Hotdocs和英国的谢菲尔德。加拿大作为“北美的欧洲”,英国作为“欧洲的北美”(英国人:“凭什么说我们是欧洲?”),两个电影节在选片上都或多或少处在欧洲和美国间的地带。

  除纪录片“三大”外,还有悠久的莱比锡纪录片动画电影节。就像很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老牌电影节一样,民主德国时辉煌一时,而今稍显落末。丹麦作为纪录片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哥本哈根的CPH:DOX正成为敢与阿姆斯特丹抗衡的另一股势力。就像其炫酷的官网,该电影节选片新潮,积极拥抱新形式。在瑞士小城尼翁举办的真实电影节(Vision du Reel)则以其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发掘着高屋建瓴又兼具美学高度的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影展每每登上国内媒体,往往会出现两种翻译方式:“xx纪录片电影节”和“xx纪录片节”。这种“巧克力”与“朱古力”并行的现象反映出:在国内,纪录片这个“故事片贫穷的表哥”到底是不是电影,依旧有待商榷。纪录片见证过上上个世纪的进站火车和工厂下班,那时大清都还没亡。可纪录片对于我们,还像深棕色的可可小方块对于广州十三行的清朝商人,尚处于有待定义的阶段。

  但巧克力和朱古力到底是不是一个味儿,吃过的人最有发言权。让更多形态的纪录片进入公众视野,是当下急需做的一件事。不过总吃奥斯卡一个牌子的巧克力,确实得小心得虫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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